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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》的“ 究天人之际 ”

《史记》的“ 究天人之际 ”

发布时间:2018年07月26日

   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到自己发愤著《史记》的目的是: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。”其中“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往往容易理解,但对“究天人之际”,即研究天与人的关系,人们常常产生困惑。下面从“究天人之际”的源远流长、内容丰富和影响深远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。

  源远流长,要从颛顼时代说起。据《史记·历书》记载,颛顼时,“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,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”,这样民神分离后,重、黎掌司天地,以沟通民神。重、黎之后,史学继兴,史家继巫之后,掌管天人之学。唐虞之际,夏商两代,重、黎氏“世序天地”。换句话说,从颛顼起,经过尧舜,到夏商,重、黎氏都是以“究天人之际”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。

  到了周代,重、黎氏的后裔司马氏“世典周史”。这是司马迁先祖“典天官事”的由来。司马迁先祖的职责是“绝地天通”,协调与沟通天、人关系,这也是史官的原始职责。而这一职责,以家族传承的方式,从重、黎时代,一直延续至司马迁。而作为重、黎之后,司马氏父子均是自觉地以沟通天地为神圣使命。由此可见,“究天人之际”不是司马迁的发明,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。司马迁《史记》欲以“究天人之际”的创作意图,主要来源于他的家族传统。

  内容丰富,要从董仲舒的“天人感应”说起。董仲舒是司马迁的老师,是西汉时的大儒。他提出“天人感应”学说,把天象与政事联系起来。其影响有两方面:一是为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论依据,二是为后世谏诤之臣借“天象示警”劝谏皇帝改良政治、革除弊端也同样提供了理论依据。董仲舒的用心,企图用“天人感应”的学说来限制君权,不要为所欲为,使之免遭败亡,以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。但是统治者是不会用这种学说来束缚手脚的,反而用来开脱自己的罪责,借以愚弄人民,走向了董仲舒立意的反面。

  这种思想对司马迁有一定的影响,在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也记载了不少天人感应的例证,但是,司马迁提出的“究天人之际”与“天人感应”是截然不同的。“究天人之际”的主要思想倾向是讲天人相分,旨在阐明成败兴衰在于人心向背。比如在《天官书》“日变修德”一段中,明确提出:“国君强大,有德者昌;弱小,饰诈者亡。太上修德,其次修政,其次修救,其次修禳,正下无之。”强调统治者在“天变”面前修德、修政的重要作用,重视人心向背。这显然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。另外,司马迁在对实录史事的具体论述中,对天道提出了质疑。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为70列传之首,以议论为主,是一篇示例的论传。这篇论传的中心思想是对“惩恶佑善”的天道提出了质疑,实际上是在提示70列传是讲人事活动的,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而不是天。《项羽本纪》与《高祖本纪》是两篇传记性质的本纪,相互映衬,构成了强烈的兴亡对比。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不是天意,而是人心的向背决定了事业的成败。以上两方面是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”的主流和精髓。当然,司马迁还有一些局限,这是历史的局限,是难以过多苛求的。还是汪荣祖在《史传通说》中说得好:“当司马迁之世,天人感应,王德终始,方士求仙,皆风尚不衰。作史者不可不记,而迁独疑之,别究天人之际,其识可谓高矣。”

  影响深远,要从四个对子说起。《史记》的“究天人之际”,把天道与人道区别开来,强调人道近;把天命与人为区别开来,强调事在人为;把天象与人事区别开来,强调人事有代谢。总而言之,是把神与民区别开来,强调民是历史的创造者,是真正的英雄。《史记》注重历史研究以人物为中心,原原本本地总结人为的历史经验,探寻治乱之源,使神的观念远离中华民族的头脑,为后世正史作出了旗帜鲜明的表率。《史记》的“究天人之际”尊重理性,强调人事,影响中华文明两千年,可谓深远矣。

     (文章来源:《学习时报》;作者:杨波    摘自:北京市社科联人文之光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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