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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怎么称呼不同的朝代

古人怎么称呼不同的朝代

发布时间:2018年09月05日

宋太祖赵匡胤画像

西周镐京遗址出土的多友鼎,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

诸葛亮《前出师表》石刻,光绪四年拓本

陈寿《三国志》

 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在建立时都会设立自己的“国号”,即官方认定的合法称号。元代以前的国号,无论是来自爵位封号,还是源于发迹地名,归结到底大多是先秦古国名,因此重名在所难免,比如,以“汉”为国号的政权就有十五个之多。所以后人谈及前朝,就不能只提国号,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区分,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朝代称谓。那么,古人是怎么称呼不同朝代的?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与依据?

  添加前缀“冠名”国号,最常冠以时间顺序和地理位置

  所谓“冠名”法,就是在国号的前面加上前缀来表示区别。最常见的是按照时间顺序称作“前后”和按照地理位置划为“东西南北”,是最简洁明确的区分方法,也是如今历史学者最常用的方法,如西周东周、北宋南宋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很多诗歌或骈文中的“东西南北”其实只是为了对仗所加,如南朝梁刘孝标《自江州还入石头》诗“仲子入南楚,伯鸾出东汉”一句,“南楚”与“东汉”就不是实指。

  有时候,古人会以国号结合五行德运的方式来冠名,虽然比较少见,却是很有特色的起名方法。两汉因尚火德而被称为“炎汉”,这是因为汉代受阴阳学说影响较大。宋代虽然在学术上否定了“五德转移”,但随着国势日衰,仍不得不“竭力依傍五运说”,所以南朝宋(刘裕建立)和宋朝(赵匡胤建立)又分别被称为“水宋”、“火宋”。

  国号前最常加的前缀还有“大”、“皇”、“圣”等,一般没有特别的意义。明代朱国桢认为“大元”、“大明”的“大”字是国号本身的一部分,但如果是这样,怎么会有“我元”“皇明”这类称呼呢?实际上,自汉朝开始,“大”、“皇”、“圣”就都是常加在国号前面的尊词,没有实际意义。还有人把“有汉”“有明”中的助词“有”解释为“有天下”,实际上“有”本身并无特殊含义。

  除了“冠名”之外,还有一些文人学者喜欢用术语来作为朝代的别称。如“当涂”指曹魏,这也是源于当时一句谶语“代汉者当涂高”,而“典午”对应“司马”,是晋朝的代称。近代则喜欢用“天水一朝”代指赵宋,因为赵氏的郡望在天水。

  冠以帝王姓氏也是常见的做法,不过不如前两种方法简洁,如果不是旋起旋灭、影响不大的政权如“冉魏”(公元350-352年,十六国时期冉闵建立)、“明夏”(公元1363-1371年,元末明玉珍建立),一般无此必要。

  总体而言,按时序命名朝代通常只有“前”和“后”的区分,远不如按“东西南北”的方位划分灵活。在“南朝”、“北朝”普遍使用之前,北方政权中拓跋氏建立的“魏”最初被称为“后魏”,而宇文氏的“周”则被称为“后周”,只有高氏的“齐”为了与萧氏之齐区分而被称为“北齐”。就连萧詧的“梁”,虽然仅有江陵一隅之地,是臣属于宇文氏和隋朝的保护国,都被唐人称为“后梁”。但是这样下去“后”就不够用了,所以北宋以后通常用“后”来冠名五代政权,而另外发明了“北魏”、“北周”和“西梁”的称呼。不过,也有沿用原名的情况,比如直到清朝,“后汉”仍常常指刘秀政权。

  两周与两汉为何称“东”“西”,东西周原本指地名,东西汉本称“前后”

  代较接近的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中,“西周”、“东周”指的都是这两个小国。不过它们在历史上无足轻重,这一用法也不会造成误解。

  按照通常的解释,之所以用“西周”、“东周”来区分二者,是由于东周的都城洛邑在东,西周都城镐京在西。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,不过杜预的说法,“洛邑为东周,镐京为西周。平王始居东周,故云东周之始王也”,将这两个词的本义与衍生义结合了起来,更有说服力。

  那在此之前学者们是怎么称呼这两个时代的呢?答案很简单,西周直接称周,而东周分成两段,即春秋与战国。由于东周王室的存在感太过薄弱,大家都只知道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,《春秋》以鲁纪年,《竹书纪年》东周部分也是晋纪和魏纪,因此其后数百年间都没人想到给这段政权起一个专指代号。

  东周只是“苟延残喘”的续命,而东汉则是“浴火重生”的复兴。东周实际统治范围只限于洛邑周边,根本无力控制四方诸侯,反倒时常受到侵辱。而东汉虽说略逊于西汉,但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大一统王朝。所以,古人一开始更多地是用“(前)汉”和“后汉”来区分两汉。“后汉”最早见于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,而魏晋以后的诸多断代史也多以“后汉书/纪”为名。

  据范晔《后汉书》,东汉名士应劭著有《中汉辑序》以论时事,则“中汉”也可以说是东汉的别称,或许不无“中兴”的寓意。此外,与杜预所谓“洛邑为东周,镐京为西周”类似,东汉以长安为西京,洛阳为东京,所以也常用“西京”、“东京”代指西汉和东汉,顾炎武称“三代以下风俗之美,无尚于东京者”,这里的东京自然指的是东汉时代。而“西汉”、“东汉”的称呼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所编《宋书》,《天文志》中称“浑仪”是“西汉长安已有其器”,《百官志》中则有“强弩将军至东汉为杂号”的记载,但并不是主流说法。

  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线,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,但是将“西周”、“东周”作为这两个时期的代称,则是西晋杜预注《左传》时才开始的用法。在此之前,西周、东周主要是作为地名存在的。《国语》记载有“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”,这里的“西周”指的是镐京周围,而“三川”即泾、渭、洛。《春秋》则记载宣公十六年“成周宣榭灾”,《公羊传》附注:“成周者何?东周也”,指的都是洛阳附近的地区。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唐朝,郭子仪曾在奏章中称“东周之地,久陷贼中,宫室焚烧,十不存一”,以此来劝阻唐代宗迁都洛阳。

  此外,由于战国时期周王室又先后分封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,所以东晋、南宋与蜀汉、南朝人自称“江左”,三国时称呼方式最多。

  相比于“天下之中”的东周,东晋、南宋两个朝代都是偏安一方。若只从地理位置来看,似乎称“南晋”、“东宋”也未尝不可。那么,为什么偏偏是“东”晋和“南”宋呢?

  不用“南”来称呼东晋的一大原因是,中原地区按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北方,以“南”命名并不妥当。因此,东晋在王朝称谓上尽量避开“南北”,称西晋为“西朝”或“中朝”,根据地理位置称自己为“江左”。南朝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记载,刘倓、王濛、桓伊“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”,宋齐梁陈亦多用“江左”自称。直到唐宋时,人们仍常常以“江左”为南朝的代称。

  而“东晋”这一称呼与“东汉”一样,最早见于《宋书》,其中谈论历代礼乐变迁时提到“爰及东晋,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。”这恐怕也不只是巧合,而是反映了南朝人的共识。此外,东晋时人有时也会自称“中晋”,如陶渊明《命子》诗云“在我中晋,业融长沙”,显然是模仿“中汉”的用法。

  “南宋”和“东晋”的根本区别在于“东晋”是其继承者所发明的,而“南宋”则不是。实际上,“南宋”这一称谓反倒比“南宋”这个朝代更早出现,它最初是辽朝对其南方“宋”政权的称呼,其后金、元也很自然地沿用了这个说法。元代以后,“南宋”这个称呼也就固定了下来。

  历朝历代中,三足鼎立的三国可能是称谓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。魏室姓曹,名之“曹魏”,汉居蜀地,故称“蜀汉”,吴处东南,则为“东吴”,三个政权就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方式。这还只是同时代的称谓而已,后人对这一时期的称呼就更加多样了。刘备政权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,所以也被称为“季汉”,如西晋陈寿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中称他“建殊功于季汉”,季就是末的意思。但是十六国时期也有两个政权自称“汉”,五代十国还有三个“汉”,那么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呢?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还将十国中唯一位于北方的刘崇政权称为“东汉”,这就更加混乱了。因此,“季汉”这个称呼就不如“蜀汉”合适了。

     (文章来源:《北京晚报》;作者: 景行止     摘自:北京市社科联人文之光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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